“宗教娱乐化”与“娱乐宗教化”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出现的两个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这两个社会现象不仅显示了中国灵性市场的过去的发展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和影响着未来人们精神需求的走向、宗教组织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演变。
一、两个并非没有关联的社会现象
宗教娱乐化是一个早就受到关注的现象,通常与宗教商业化相提并论。例如,有文章提出 “被商业化”、“被娱乐化”等社会乱象成为中国佛教在当代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抵制“商业化”、“娱乐化”社会浪潮的侵蚀,展现佛教的清净庄严,是当代大陆佛教自身建设的重要使命。”也有人观察指出:“民间信仰的过度娱乐化倾向日渐突出”,“自古以来,“歌舞媚神”和“演戏酬神”的传统,为贫乏的农村社区文化生活注入了无限活力。正因为民间信仰活动娱神娱人的特性,才受到人们的欢迎。但近年来,这种娱乐性显得有些过度,民间信仰的神秘性渐褪,种种低俗化、庸俗化、媚俗化的民俗活动层出不穷,使民间信仰变浅薄。”
娱乐宗教化则是一个较近的提法。在2017年10月8日,鹿晗在新浪微博上宣告同关晓彤恋爱后 ,短短时间内引起鹿晗数百万年轻粉丝(主要为女性)的震荡,甚至导致微博短时故障 。之后,FT中文网在对这个热点现象的分析使用了“娱乐宗教化”一词,专栏作家陈振铎分析说:“鹿晗是看得见的人,“鹿晗”则是摸不着的神,迷鹿晗的人在行动中实现了符号崇拜和信仰,完成了本由宗教完成的功能。”同济大学副教授王晓渔则认为,“我个人觉得,刚才说的那些情况是娱乐迷信化。但与过去虔诚的迷信不同,现在这种“迷信”是带有戏谑性的,粉丝们不会觉得自己是“迷信”,反而会有颠覆的快感。”
这两个社会现象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两者只不过是当下中国人信仰状况的不同侧面,不仅两个现象的生发根源上具有同一性,而且在两者未来发展上也有着此消彼长的内在联系。
二、无法消除的灵性需求
对于娱乐宗教化的现象,有多位分析者已经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社会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传统的宗教和政治组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减弱后,各种亚文化成了 替代产物,只要一种文化生产有足够的情感感召力和高度的社群化,娱乐也变得宗教化。而近些年来以韩流文化为基础的美的生产,迷、性幻象、个人权力、社会亚文化就是对传统宗教的替代。 正如一些粉丝所言,“身处集体中,鹿饭们抱团取暖,相互感动,生发出一种日常生活中难以体味的崇高感”。“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无处寄托,只好送给素不相识的偶像。把他捧到无限高,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放大了一样;帮他实现梦想,就好像我们自己的价值也实现了一样”。
如同人们饿了就会四处寻找食物,甚至出现饥不择食的情况。当人们的精神需求强烈时,也同样会寻找各种可能的满足途径。深入来说,虽然在不同年龄段,人们的信仰需求是有差别的,但就整体而言,人的信仰需求是稳定的。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宗教会有不同的形式。4~14岁的儿童很容易对宗教产生好感,并且能够毫无困难地接受别人对他们说的任何事情。13~23岁之间的青少年和青年,简单的信念会被许多人抛弃,那些至关重要的信念依然存在。青少年既有与他人观点的一致,也出现了个人的神话,包括某人自己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就是说,信仰或精神需求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在青少年时期特别显著。
普遍的一般性的信仰或精神需求在一个急功近利、竞争激烈、人情淡漠、迷茫失序的社会中更为强烈。在这样的社会中,年轻人通常更为迫切地去获得某种具有意义感、归属感和成就感的“活法”。无需回避,在社会竞争准则和游戏规则发生扭曲的当今,人们的心态与情绪是存在偏差的。正如同济大学王晓渔副教授所分析指出的,“这种“颓”的心态是怎么蔓延的?或许是因为现实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尤其是现在的房价,让人望而兴叹,似乎个人的努力无足轻重。也有可能是网络把地球变成了平的,增加了焦虑感。”“一边是“弱者的武器”,同时又是“第一病”和“优等生思维”,哪怕取得世俗层面的成功,也一定会很焦虑的,因为已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最近网络上流行的“佛系”一词已经与90后联系在一起,虽然说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也反映了存在着一种怎么都行、不大走心、一切看淡的活法。
还有人把2017年的网络热词分成四大类:鄙视类、焦虑类、愤怒类和治愈类。从中也反映出,当下社会变迁对人们心灵的重大冲击和对信仰的巨大潜在需求。
三、灵性替代或是宗教创新
出现普遍的和多样化的信仰或精神需求并不奇怪,重要地是这个社会中要能够提供相应的多种多样的宗教或信仰服务。如果缺乏足够的宗教或信仰服务,寻求满足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就很容易转向对明星的崇拜,形成所谓娱乐宗教化的现象。
专栏作家陈振铎曾分析指出,“人们把心灵转向传统宗教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苦难。当代中国社会没有百年前的那种涉及生命危险的苦难,但转型时代生活遭遇的种种压力和不平,传统宗教无法成为出口,让人把娱乐作为消解苦难的良方。经济不景气、房价高企的“口红效应”,让新一代把消费力转移到自己喜爱的事上来。而迷妹宅文化的背后,也看到了街区不便利、实体与虚拟公共空间自由表达的局限。”
具体而言,尽管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而言,当下中国大陆的五大宗教都获得了持续增长,各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界人士都在不断增多。然而,和日益增长的人们的信仰或精神需求,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信仰和精神需求相比,当前的宗教或信仰服务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很难跟上新增的需求。一是在总量而言,人均的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界人士还很少,许多人没有渠道获得所需的信仰服务。二是由于相关法律的制约,年轻人特别是一些青少年既缺乏必要的宗教或信仰知识,也难以获得相应的服务。三是年轻人在学校所能接触到正规的“信仰体系和偶像体系”在封闭社会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但是在一个基于网络的开放信息社会中,传统的说教在于电子游戏、娱乐明星的竞争中很快就节节败退。
可见,当下的情况对社会治理和宗教组织都提出了巨大挑战:
对于社会治理而言,要么进一步放松对宗教组织与宗教活动的管制,要么接受娱乐宗教化,“颓废”盛行和“网红”繁荣的现状。
对于宗教组织而言,要么放弃为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提供服务,要么致力于信仰服务内容和形式的创新,缓解灵性市场的供求矛盾。
四、宗教组织的定位选择
对于那些愿意通过创新提供更好信仰服务的宗教组织而言,娱乐宗教化的现实蕴含着广泛的机遇。要抓住潜在的机遇,最重要地是宗教组织要形成自己明确合理的定位。依据定位来提供能够满足自己信众的需求。
宗教组织的定位至少需要明确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确定服务什么样的群体?是面对60、70后的中年人,还是面对80、90后的年轻人?
二是要分析确定这些群体具有什么样的信仰和精神需求以及生活需求。例如,80后和90后的心理诉求到底有哪些?
三是确定提供怎样的合适方式来传播信仰或精神服务。对于80后、90后单纯进行讲经布道可不可行?哪些喜闻乐见的方式更有效果?
四是宗教组织自身如何提升自身能力来提供这些创新的方式?如何实现宗教精髓与流行时尚的结合?
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是有世界上最大教会之称的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该教会每次礼拜前,都会在大型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唱诗班唱诵感染力很强的现代风格的赞美诗,还有一些年轻人抱着吉他在台上歌唱。观众可以从巨大的电视屏幕上看到同步显示的歌词,台上的歌手与台下的信众在歌声中相互呼应。虽然有人并不赞同这样过于现代化的教堂风格,甚至有人批评这一“超级教堂”已经变得过于商业化,但不能否定的是该教会这样流行时尚的做法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参加,实现了教会的快速成长。
进入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传播带来的效益往往超过了传统媒体那些耳熟能详的方式,但是它的内容要求是轻松化、娱乐化的。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不适合用于宗教上,因为在传统的观感中宗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团体,有其严格的戒律和规则,所以在文化传播上不能太过于轻松娱乐。但是,从宗教创新的角度来看,用什么方式服务信众并不是绝对的,最重要地是能够更好地发挥宗教在抚慰人们心灵,引领社会传承善行的宗教组织的独特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各宗教的文化和知识是可以用更为流行时尚甚至轻松娱乐的方式来传播。可以用轻松诙谐的方式来讲解《道德经》,也可以用轻松娱乐的动漫形式来让大家了解佛经教义,还可以用轻松聊天的方法来阐释《圣经》和《古兰经》。至于各宗教的艺术表现上,则更应该在尊重经典的同时用现代化的手法进行创新转换,让宗教音乐、宗教美术、宗教雕塑、宗教服饰都能够成为网络时代的新热门。
五、“新时代”的新可能
如果有的宗教组织能够将满足年轻人的信仰需求作为己任,则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推动全社会在思想认识和观念方面持续改变。因为,社会治理和宗教组织的行为将决定着“新时代”灵性市场发展的多种可能。
首先,要为年轻人包括青少年提供合理必要的科学的宗教及信仰知识。既可以在中学及大学中开设相关宗教知识普及课程,也可以创造更多机会让年轻人接触和了解现实的宗教场所及宗教界人生。如果在整个社会中将宗教继续视为禁忌,甚至在一些高校中采取清查某些宗教信徒的做法,则这个社会的信仰供求矛盾会更加尖锐,娱乐宗教化甚至更为奇特的事情都会发生。
其次,宗教组织虽然不能把宗教娱乐化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向,但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尝试创新的方式。当宗教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亲和力,就越能够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能够减少娱乐宗教化的泛化。
再次,娱乐宗教化的现象并不可怕,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方式有其内在的价值。人们没有必要对表面现象吃惊和恐惧,重要地是应该开放提供多样化的宗教或信仰服务,更为深刻地反思社会竞争准则和游戏规则出了什么问题,让高速奔驰的新时代变得更有规则、更有情感和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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